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场军事政变行动。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并杀害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蒋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产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周恩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其他方面的评价 唐德刚认为，张学良激于对国难家仇之义愤发动事变。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杨虎城建议发动事变；张主动而为，至骑虎难下，“问计无人”时，周恩来变成“谋主”，无可争论。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 毕万闻认为，蒋、张所以如此“对立”，不仅是某些群体或党派推动结果，更有其深刻社会原因。蒋、张个性皆聪明有主见，不是谁都能利用到他们。张是西安事变主导者，这结论不能否认。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说杨虎城、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动西安事变，这说法太牵强。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以当时张杨的种种举动来看，周恩来以苏联军援忽悠张学良割据西北当西北王，才是引爆西安事变的主因，张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是一场争取苏联信任的豪赌，与抗日关系不大。”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美国共产党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关于蒋被扣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和共产党人会面的情形，从没有人入过充分的记载，可是其结果竟像闪电一样，内战突然结束了。……消息传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报。自从中国的国民革命时起，日本一直担忧着两个前途：一是中国团结，二是共产主义席卷中国。日本也惧怕共产主义。它自己的帝国以贫瘠多山的岛屿为基础｜除了人力以外，各种物资都很稀少。它的武装力量依靠平民和军人的不用脑筋的服从，任何要他们动动脑箸的制度，都是威胁日本的。因此，不管蒋或共产主义在中国得胜，日本的大陆部曾经常从北方进迫，参与军阀政治，用千千万万的特务人员来毒化中国。蒋和中共的新的妥协，表明如今中国不仅可能团结，而且团结的中国可能容忍并宽恕共产主义。”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认为，蒋最大之判断错误是1931年日本入侵时制定之政策，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军阀一个明显印象——蒋不准备抗日，他只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张学良才在1936年把蒋押在西安。 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事变后，蒋对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此时，蒋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注意，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当时计划整训军队，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向德国采购装备弹药。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蒋开始加速进行抗战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蒋抵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力阻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蒋认为，与日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摘自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E%89%E4%BA%8B%E5%8F%98，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