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3日，全球著名内存生产厂商镁光科技的CEO史蒂夫·阿普尔顿（Steve Appleton），在美国爱达荷州的波伊西(Boise)的一个航空展上，驾驶着一架Lancair IV-PT螺旋桨飞机，给观众们做表演。起飞后不久，飞机失去控制，紧急降落失败，直接栽向地面，当场坠毁，CEO享年51岁。 喜欢玩心跳的CEO挂了，镁光股价倒是没怎么跌，大洋彼岸的一个叫坂本幸雄(Yukio Sakamoto)的日本人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飞机前，阿普尔顿刚刚跟他谈完一份儿秘密协议，对于坂本幸雄担任社长的日本内存巨头尔必达来说，这份协议就是就保命书。 尔必达是日本芯片行业的“国家队”， 由日立、NEC和三菱的内存制造业务合并而成，一度风光无限。但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内存行业过剩，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韩国厂商的挤压，尔必达经营不断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多次救助，仍然无法挽救，到了2011年底，尔必达已经积累了天量的负债和亏损。 全世界的银行都喜欢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尔必达债主一堆，纷纷抽贷，政府背景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出面协调，提出了给予续贷和注资的唯一条件，就是在2012年2月底之前，引入一家大型内存厂商做战略股东，否则只能撒手不管。而当时有这个资格接盘的已经剩不到几家，抛开死敌韩国人之外，只剩镁光。 坂本幸雄跟史蒂夫·阿普尔顿谈了几个月，关键条款都已经谈成了，结果天雷滚滚，在离deadline仅剩下二十多天的时候，喜欢赛车、跳伞、飚飞机、水肺潜水的阿普尔顿求锤得锤，入股的事情则无限期推迟，根本没有plan B的坂本幸雄欲哭无泪。2012年2月27号，尔必达宣布破产。 一个产业的运数，跟所谓国运一样，往往都带着些诡异的偶然性。
01
尔必达破产的2012年，对日本制造来说，是个倒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的电子产业全线崩溃。首先，半导体领域除了尔必达破产之外，另外一家巨头瑞萨也陷入危机；其次是松下、索尼、夏普三大巨头的亏损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6万亿日元；最后是整体电子产业的产值，只有12万亿日元左右，还不到2000年时（26万亿）的一半。 日本“失去的十年”，通常是指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的十年。但从91年开始，日本的两个产业却仍然逆势而上，是泡沫破灭之后支撑日元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键。这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电子。1991年NHK特意做了一期节目，叫做《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将电子和汽车行业并列，把索尼松下等公司摆出来历数家珍，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汽车和电子的产值仍然势均力敌，之后两者分道扬镳。汽车行业继续出海征战，丰田本田日产在全球的地位稳步上升。但电子产业则每况愈下，不仅产值在10年之间就减少一半，2013年更是出现了贸易逆差，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电子产业，出口额竟然少于进口额，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尔必达的破产，除了跟日本制造大环境有关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过山车式的内存价格波动。电子产品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每年都会降价，每年花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好的东西。但内存行业却清新脱俗，价格走势跟化工品类似，强周期性，大起大落，涨起价来数钱数的全身颤抖，杀起价来丧心病狂连自己都往死里砍。 强周期性行业，通常都会有这么几个特点： 1. 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用户粘性弱，谁的便宜买谁的； 2. 行业具备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能够有效摊低成本； 3. 重资产，折旧巨大，一旦投产没法停，亏本也要硬着头皮生产，起码还有现金流； 4. 行业格局尚不稳定，没有价格同盟，涨价时厂商都想疯狂扩产搞死对手，低谷时通过破产兼并来实现去产能。 内存符合上述全部特点。 内存的正式名字叫做“存储器”，是半导体行业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3400亿美金，存储器就占了768亿美元。对于你身边的手机、平板、PC、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来说，存储器就类似于钢铁之于现代工业，是名副其实的电子行业“原材料”。如果再将存储器细分，又可分为DRAM、NAND Flash和Nor Flash三种，其中DRAM主要用来做PC机内存（如DDR）和手机内存（如LPDDR），两者各占三成，尔必达做的，就是DRAM。 DRAM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周期循环，玩家从80年代的40~50家，逐渐减少到了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家，分别是：三星（韩）、SK海力士（韩）、奇梦达（德）、镁光（美）和尔必达（日），五家公司基本控制了全球DRAM供给，终端产品厂商如金士顿，几乎没有DRAM生产能力，都要向它们采购原材料。按照常理来说，格局已经趋稳，价格战理应偃旗息鼓，可惜的是，韩国人并不答应，尤其是三星。 三星充分利用了存储器行业的强周期特点，依靠政府的输血，在价格下跌、生产过剩、其他企业削减投资的时候，逆势疯狂扩产，通过大规模生产进一步下杀产品价格，从而逼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甚至直接破产，世人称之为“反周期定律”。在存储器这个领域，三星一共祭出过三次“反周期定律”，前两次分别发生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让三星从零开始，做到了存储器老大的位置。但三星显然觉得玩的还不够大，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第三次举起了“反周期”屠刀。 2007 年初，微软推出了狂吃内存的Vista操作系统，DRAM厂商判断内存需求会大增，于是纷纷上产能，结果Vista 销量不及预期，DRAM 供过于求价格狂跌，加上08 年金融危机的雪上加霜，DRAM 颗粒价格从2.25 美金雪崩至0.31 美金。就在此时，三星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动作：将2007 年三星电子总利润的118%投入DRAM 扩张业务，故意加剧行业亏损，给艰难度日的对手们，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效果是显著的。DRAM价格一路飞流直下，08年中跌破了现金成本，08年底更是跌破了材料成本。2009年初，第三名德系厂商奇梦达首先撑不住，宣布破产，欧洲大陆的内存玩家就此消失。2012年初，第五名尔必达宣布破产，曾经占据DRAM市场50%以上份额的日本，也输掉了最后一张牌。在尔必达宣布破产当晚，京畿道的三星总部彻夜通明，次日股价大涨，全世界都知道韩国人这次又赢了。 至此，DRAM领域最终只剩三个玩家：三星、海力士和镁光。尔必达破产后的烂摊子，在2013年被换了新CEO的镁光以20多亿美金的价格打包收走。20亿美金实在是个跳楼价，5年之后，镁光市值从不到100亿美元涨到460亿，20亿美元差不多是它市值一天的振幅。 举国之力扶持一个领域，从积弱到反超，中国体育只能算入门级，韩国人才是祖师爷。
02
2012年初尔必达破产之后，DRAM颗粒价格并没有马上涨起来，而是继续盘整到了下半年，之后价格才开始飙升。到了2013年10月份，DRAM价格已经比尔必达破产时的价格整整高了一倍。三家寡头在2013-14年过了两年好日子，在15年又开始重新一波扩产，造成了短暂的供过于求，DRAM价格又开始了一轮下跌，一直跌倒2016年年中，但这次下跌，对三个寡头来说，远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2016年下半年，新投放的产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而市场的需求还在快速增长。DRAM产能之前有三成供给手机，而随着手机厂商在内存上打起了“军备竞赛”，接近60%的DRAM产能被手机吃掉，尤其到了手机备货旺季的三季度，DRAM全面缺货，价格不断跳涨，PC用的内存条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摇身变成了“理财产品”。 最近，有这么一个段子：“2016年开网吧，买了DDR4 8g内存条400多根，一根180快块钱。今年2017年，网吧赔了10多万，昨天我把网吧电脑全卖了，二手内存条卖500一根，居然赚回了我开网吧的钱。” 段子不知真假，但内存条的涨价，已有疯狂的态势。目前一根DDR4 8G台式机内存，已经 涨到了900元，而在2016年年中，同样的产品才卖200元左右。有微博网友算了一下，目前一根入门级DDR4 16G内存 = 28英寸4K显示器 = I5处理器主板套装 = 512GB 960EVO固态 = 索泰超频GTX1060显卡。如果再这样涨下去，恐怕连《绝地求生》都玩不起了。 除了DRAM之外，存储器另外一个领域NAND Flash，也面临类似的情况。NAND Flash市场的玩家，有三星、东芝/闪迪、镁光、SK 海力士，四家总共占市场99%份额。相比DRAM市场，多了一个东芝/闪迪。NAND Flash主要用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手机的闪存，另外一个是固态硬盘SSD，这两个领域，都是飞速增长的领域，带动NAND价格也一路飙升。 Nor Flash市场比较特别，虽然价格也在涨，但逻辑却不太一样。在功能机时代，手机对内存的要求不高，Nor Flash凭借着NOR+PSRAM的XiP架构，得到广泛应用。但到了智能机时代，大量吃内存的APP涌现，NOR的容量小成本高的缺点就暴露无疑，逐渐被NAND给取代，市场不断萎缩，三星、镁光、Cypress等公司都逐步退出NOR市场。 但就在各大厂商关停Nor产线的同时，Nor却迎来了第二春。最主要的是AMOLED屏幕需要带一块Nor Flash来做电学补偿，AMOLED显示屏的渗透率正在加速，尤其是苹果采用了之后，所以Nor的需求就一下子被带动起来。然而，镁光等公司已经把一只脚迈出去了，也懒得再重新开产线，导致市场的Nor供应有限，一群小厂商因此受益，如台湾的旺宏、华邦，以及大A股的明星兆易创新。 应该说，Nor市场太小，存储器主要战场还是在DRAM和NAND上，而这两个领域的格局已经很稳固，三星、镁光、海力士，外加一个四处卖身的东芝。三星要想再通过“反周期定律”消灭对手，已经很难了，既然无法消灭对手，自损八百的自杀式冲锋就不会再重现。最大的可能是：存储器价格随着供给/需求的变化而进行短周期波动，但行业将长期维持暴利状态。 问题在于，这么赚钱又好玩的局，怎么能少了我们中国人？
03
在尔必达2012年破产的那个早春，紫光的赵伟国正在福建莆田搞一个叫做萩芦山庄的地产项目，存储器领域的巨变，似乎与他无关。恐怕他自己都不会想到，5年后，他会喊出“10年内成为全球存储器行业前五”的口号。 但情况在第二年就有了变化。2013年，紫光并购展讯，第一次将脚踏进了半导体领域，2014年，在没有发改委“小路条”的情况下，又从浦东科投手中抢来了锐迪科。赵伟国将两家企业塞进一个控股公司中，起名为“紫光展锐”，并顺利拉来了Intel的15亿美金的入股，投后估值75亿美元。相比收购两家公司花的27亿美元，赵伟国赚了他发家后最大的一桶金。 紫光完成收购锐迪科的2014年，行业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炽热和躁动，但极少人会意识到，2014年会被后人称为中国半导体“元年”。在这之前，十几位院士专家上书中央，要求国家倾力支持半导体发展，并获得来自最高层的积极回复，到了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级基金挂牌成立，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每年进口数百亿美金、国产化近乎为零的存储器行业，自然首先进入到了各路资本的视野中来。但即使跋扈如赵伟国者，也不敢直接对站在无数尸体上的三星海力士发起挑战，而是采取迂回方式，对实力偏弱的镁光发起了要约收购，报价230亿美金，溢价19%。假如收购成功，按照镁光昨天的收盘价，镁光市值超过460亿美元，这笔交易浮盈将超过一倍。 这并非是中国资本第一次试图收购海外半导体公司。早在2012年，联想系的弘毅投资曾经联合TPG，竞购破产后的尔必达。如果收购成功，对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联想来说意义重大，可惜功亏一篑。自此，弘毅再也没有围绕着联想系的主业做产业链并购的尝试，而经常跃入眼球的投资案例，是Pizza Express和西少爷肉夹馍。 紫光对镁光的要约收购，毫无悬念地被美国政府挡了回来，赵伟国也并没有赚到200亿美金的浮盈。当然，镁光还多此一举，向外界保证“三年内不会在大陆建立晶圆厂”，这无疑激怒了掌握巨额资金的赵伟国们，既然走捷径不成，那只能自己从头做。于是，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福建晋华三大存储器项目破土动工，长江南北一片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架势。 三星的“反周期定律”在别的国家可能很难被复制，但在大陆这里，只会被玩儿的更加纯熟。例如，三星和LG通过反周期投资，成功的将日本面板产业打垮，大陆政府有样学样，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终于拿钱砸出了一个京东方。因此，在存储器领域，大陆也有了道路自信，但相较于面板行业，存储器项目技术门槛更难，面临的对手也更强大。 针对火热的行情以及大陆资本的进入，三星海力士镁光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扩产，在这一轮暴涨中，这些公司也储备了足够多的粮草和弹药，来欢迎新的玩家的进入。**可以预见的是，大陆存储器项目达产之日，就是内存再次杀到现金成本甚至材料成本的日子，这个时间可能会是在2019年左右。**届时，现在抱怨内存条太贵没法流畅吃鸡的同学，不妨多买几根屯着。 以前有人揭示过一个规律：很多产业，首先被美国人发明出来，美国人赚了一波钱后，产业基本上就在日本、韩国、大陆、台湾这四个地方转圈。这四个玩家如同在打一桌麻将，互相斗的吐血，但却轮流胡牌，最后反而把麻将圈外全世界人的钱给赚走了。这条规律最适用的，恐怕就是电子行业。 回到本文的开头，尔必达的末代社长坂本幸雄，在尔必达破产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了一本书，叫做《非情愿的战败》，书名反映内容。二是来到了中国，试图利用中国的资金东山再起。坂本幸雄成立了一家叫Sino King Technology的DRAM设计开发公司，Sino=中国的，King=王，SKT在中国找的第一个合作方，就是斥资72亿美元的合肥长鑫存储器项目。但显然，手握资本的地方政府，已经过了对外国专家言听计从的年代，在本土人才崛起、海外人才流入的大背景下，70岁的坂本幸雄，代表日本最后一代半导体人才，恐怕未必会是他们的首选。 所以，无论是产业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命运，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周期也是轮回，中日韩三国的产业恩怨，还没有翻到结束的那章。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vZs9QkhfM195vfJOoypOw
Fostex（丰达）是一家日本的老牌音频设备制造商，从耳机，音箱，录音设备到解码器什么都做，亦代工iphone/ipod的原配耳塞。著名的Denon D7000是由这家公司设计和生产的，感觉很有点儿像电源产业的台达，低调而实力极强。 这款Fostex HP-A4是丰达试水HiFi产品之后的精品之一。机内配置了DSD128以及PCM1792A解码芯片，能同时支持高达DSD 5.6MHZ以及PCM 192kHz的解码功能，其回放功能能媲美外观、功能一流的HP-A8C，是用家的又一优质选择。此外，HP-A4采用USB供电，机身仅有113mm X 34mm X 155mm大，纤细轻巧、方便实用；机内拥有独立时钟，能减少jitter产生；两段增益设计，能适配更为广泛的耳机一起使用，让用家随时随地能享受高品质的音乐。
Richard Lee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航空航天工程和商务管理。在遭遇麻烦后， Lee联系了新西兰内务部询问为何照片被拒。一位发言人表示，照片“光照不均匀”是导致被拒的原因。他还解释称出于各种原因，在网上提交的护照照片被拒的比例高达20%，而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申请人的眼睛是闭着的。 不过Lee并没有因为面部识别软件的反应感到生气。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并不在意这件事情，我的眼睛本来就很小，面部识别技术也相对较新。这是机器，我没感觉不高兴。 最终我们的护照还是成功更新了。” Lee还表示：“一些人很容易生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没有自信…毕竟我们都存在差异，有些事情肯定会有让你感觉不适，但有些事情完全可以一笑而过。” 
事后Lee在Facebook上传了一张自己的恶搞照片（将双眼放的贼大）。
宜昌位于长江畔，紧挨着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大坝——三峡大坝。在这座时常雾气弥漫的城市里，万歆笛照料着刚出生的女儿，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小女儿健康可爱，但最让她自豪的是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古老的自然分娩。 在中国，自然分娩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几年前中国的剖腹产率还是世界最高的。与许多中国妇女一样，万歆笛在第一个宝宝降生时经历了一场医疗上不必要的剖腹产手术。在怀二胎期间，25岁的万歆笛走遍了宜昌每一家医院，决心要找到一位愿意让她尝试顺产的医生。在此过程中，她成了中国戒断“剖腹产执念”大战里的一名战士。 她说：“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地道战的战士或游击队员。为了能顺产，我们找了各种方法。”她首选的武器是智能手机。 2013年，中国决定允许多数夫妇生二胎，这需要改变许多在35年独生子女政策下牢固确立起来的社会惯例，其中之一就是在没有任何医疗需要的情况下，对剖腹产的偏好。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剖腹产对产妇的风险略高于自然分娩。剖腹产手术还增加了未来怀孕出现致命并发症的可能性，包括子宫破裂或胎盘异常附着。在近一半准备生二胎的女性头胎都是剖腹产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就变成了一个举国问题。 今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这是二孩政策导致的。我们正在推广一个理念，女性需要去考虑，如果她们头胎选择剖宫产，可能会影响她们第二次怀孕。”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庞汝彦表示：“这是很危险的。”该协会反对中国医疗体系中剖腹产泛滥的现象，主张助产士发挥更大作用，帮助产妇自然分娩。“剖腹产率如此之高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们预期只生一个孩子。他们不需要考虑再生一个，也就无需考虑子宫破裂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WTO)认为从母婴健康角度来说最适宜的剖腹产率在10%到15%之间。美国医疗体系诉讼多发，为医疗干预提供了土壤，其剖腹产率为33%；英国为24%。中国剖腹产率在2008年达到46%，随后卫生官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城市医院接生婴儿70%以上是剖腹产，直到四年前政府开始遏制这种现象。 随着中国准备增加二胎，其医疗卫生系统正逐渐减少剖腹产。遵循计划经济精神，公立医院被限定了剖腹产指标。医生们被要求上自然分娩速成班——其中许多医生从没参与过自然分娩——或者进修外科技术，以降低产妇未来怀孕要面对的风险。 中国官方公布的剖腹产率已下降到35%，卫生部也开展了一项不寻常的行动，力求让公众转变观念，支持自然分娩。他们采取多项举措对中国妈妈们进行再教育，包括网上课堂，和主推健康粉嫩婴儿的智能手机信息应用；或是在母亲节推广血淋淋的剖腹产视频。 戒断“剖腹产执念”大作战的第二阵线由万歆笛等女性充当主力。她们这些做过剖腹产手术的妈妈们决定在生二胎时采用顺产，即“剖宫产后阴道分娩”(VBAC)。这种选择自有其风险，第一次剖腹产留下的疤痕可能会在分娩时破裂。 而给予她们鼓舞、支持的是一位五十多岁、胖乎乎的专业助产士，她的名字叫张宏玉。对于这些渴望掌握自己宝宝出生方式的中国女性来说，她就是她们的知心大姐。张宏玉家在海南省，她在家维护着多个智能手机应用，宣传自然分娩的好处。她在互联网和微信——中国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应用——上主持了多个论坛，数百名准妈妈们在这些论坛上讨论得热火朝天。有些妇女甚至直接从产房发信息求助咨询。张宏玉说：“很多人对自然分娩过程不是很清楚。” 在聊天群里，像万歆笛这样已转变观念的妈妈们会亲身上阵，为没有经验的女性解答关于自然分娩的问题。她说：“我在这些网络课堂上获益匪浅，我觉得我应该把知识分享。有些妈妈懒得做太多研究。” 万歆笛对VBAC的追求在群里受到热烈关注。她住进医院的当日对关注者们表示：“我可不会直播啊。”不过她仍继续进行文字更新，其中一条写道：“这个疼受得了。”她说：“她们都等着看我能不能做到。我激励了她们很多人。”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女性会选择剖腹产？医生们归咎于家庭。新手父母们，更关键的是祖父母们，愿意做一切事以确保他们的独苗是完美的，包括为孩子的问世选择良辰吉日。老人们认为作为独生子女长大的年轻女性太娇惯，吃不得苦。剖腹产多年来一直被标榜为高科技、无痛手术，却只字不提术后的不适以及未来怀孕会遇到的风险。 张宏玉说：“当人们只会有一个孩子时，他们会过于担心。他们担心缺氧，他们想孩子快点出生，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还认为手术是简单快捷的。” 万歆笛等女性认为是医生们较为露骨的施压，吓得妇女们（或她们的丈夫和婆家人）在没有医疗需要的情况下要求剖腹产。万歆笛说：“医生总是告诉你最坏的情况。头胎妈妈总是会听医生的。二胎妈妈就有信心得多。” 在人满为患的城市医院，经济动机是明显的。在宜昌，顺产费用约为3000元人民币（合450美元），且需要一名护士或助产士照顾几个小时。剖腹产的费用可高达1.1万元人民币，且只占用医生半个小时左右，提供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收入来源。感恩戴德的家庭还会给大夫包上一个大红包。无良医生赚钱门路更多，他们可以采用更快的竖切（但更难愈合）手术，对每根缝合线都收费，又在拆纱布或拆线时另收费。 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医院生产是城里人的特权。农村妇女在家生孩子，只有在计划外怀孕后需要堕胎或绝育时才去医院。但进入21世纪，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速度加快，绝大多数中国妇女都在医院分娩。同时剖腹产率自然也就急剧上升。 一孩政策的放宽暴露出了将国家的未来匆忙交到外科医生手术刀下的弊端。据北京市非官方统计显示，剖腹产后怀孕并发症的发生率约为10%。 庞汝彦说：“家庭、母亲、医生都需要转变想法。”她是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2008年一篇调查报告的合著者，该调查首次详细披露了中国剖腹产问题的严重程度。凭借在世卫组织的长期职业生涯，以及中国卫生部的支持，庞汝彦将这一调查结果发布给了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引发了一场对该问题的全国讨论。 支持自然分娩的新舆论宣传在北京主要妇产医院找到了受众，这里每月新生婴儿最多能达到1500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们川流不息地走入医院大门。5月的一天，每一位驻足接受简短采访的准妈妈都表示倾向自然分娩。仅仅几年时间，人们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 但改变舆论是一回事，改变医院程序是另一回事。中国与美国一样，由于医生薪酬结构以及医院治疗方案等制度因素，剖腹产率居高不下。 在大城市，硬膜外麻醉——在中国称为“无痛”分娩——如今在受欢迎程度以及创收潜力上都能与剖腹产相匹敌。庞汝彦认为这只是把一种干预主义手段换成另一种。她说：“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没有足够的麻醉师。”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她认为在中国大范围推广VBAC风险太大，因为如果分娩中出现问题，需要能够快速进行手术并保证有充足的血液供应。 在中国农村地区，多数家庭负担不起剖腹产费用，当地医院鼓励产妇在分娩期间四处走动，并按照传统方法进食饮水。许多城市医院禁止这么做。一位准妈妈在张宏玉的群里说：“医院让我仰躺着别动！”就这么干躺着12个小时，不许进食和喝水。她写道：“我力气耗尽，做了剖腹产。” 有些妇女没用过智能手机信息应用，只在医院分娩课程上接受过模糊的指导。这些课程向准妈妈们重点介绍怀孕八个月内的孕妇营养，但没有详细解释分娩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张宏玉表示：“开放式课堂就像大锅饭或自助餐厅，不是针对个人需求而设。” 随着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着手扭转这股偏好不必要剖腹产的趋势，万歆笛这些意志坚定的妈妈们所做的努力或许有助于坚定这一改革。她说：“你必须自己去了解信息。如果医生看出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会尊重你，把你需要的信息告诉你。” Luna Lin补充报道 财富改善健康 过去十五年里，中国在改善孕妇健康和降低儿童死亡率——联合国在2000年确立的八大“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的两点——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这一成就相当于挽救了几十万名妇女儿童的生命。 这一成就部分源于中国财富迅速增长，从而改善了孕妇和婴儿的营养状况。同时政府也有能力加大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包括产前检查和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负责人刘翠青医生表示：“以前一些病重的孩子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放弃治疗了，现在有了医疗保险，部分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放弃治疗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对于目前儿科医生短缺的我们来讲，压力很大，因为救治危重病孩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需要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以及更长的时间。” 统计数据上闪闪发光的成绩背后，也有着更阴暗的解释。中国的刚性人口控制政策——过去三年已有所缓和，几乎所有夫妇都获准生二胎——意味着在孕检出任何异常迹象时，大多数家庭都会选择中止妊娠，以避免唯一的孩子可能出现健康问题。 一些医生和家长私下承认，死产婴儿或患有不治之症的新生儿有时未经登记就交给父母，这样院方就可以完成降低婴儿死亡率的目标。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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