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猫2000年来到我家，当时就是一个毛球，刚断奶，之后在我家十几年，生性温顺，不怕人，生仔三四窝吧，2012年左右离家出走，没有再回来过，死在外面了，她可能老年痴呆忘记回家的路了，也可能像书上说的预感自己大限将至，故意死在外面的。她是一只好猫。
内存的战争
2012年2月3日，全球著名内存生产厂商镁光科技的CEO史蒂夫·阿普尔顿（Steve Appleton），在美国爱达荷州的波伊西(Boise)的一个航空展上，驾驶着一架Lancair IV-PT螺旋桨飞机，给观众们做表演。起飞后不久，飞机失去控制，紧急降落失败，直接栽向地面，当场坠毁，CEO享年51岁。 喜欢玩心跳的CEO挂了，镁光股价倒是没怎么跌，大洋彼岸的一个叫坂本幸雄(Yukio Sakamoto)的日本人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飞机前，阿普尔顿刚刚跟他谈完一份儿秘密协议，对于坂本幸雄担任社长的日本内存巨头尔必达来说，这份协议就是就保命书。 尔必达是日本芯片行业的“国家队”， 由日立、NEC和三菱的内存制造业务合并而成，一度风光无限。但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内存行业过剩，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韩国厂商的挤压，尔必达经营不断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多次救助，仍然无法挽救，到了2011年底，尔必达已经积累了天量的负债和亏损。 全世界的银行都喜欢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尔必达债主一堆，纷纷抽贷，政府背景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出面协调，提出了给予续贷和注资的唯一条件，就是在2012年2月底之前，引入一家大型内存厂商做战略股东，否则只能撒手不管。而当时有这个资格接盘的已经剩不到几家，抛开死敌韩国人之外，只剩镁光。 坂本幸雄跟史蒂夫·阿普尔顿谈了几个月，关键条款都已经谈成了，结果天雷滚滚，在离deadline仅剩下二十多天的时候，喜欢赛车、跳伞、飚飞机、水肺潜水的阿普尔顿求锤得锤，入股的事情则无限期推迟，根本没有plan B的坂本幸雄欲哭无泪。2012年2月27号，尔必达宣布破产。 一个产业的运数，跟所谓国运一样，往往都带着些诡异的偶然性。
01
尔必达破产的2012年，对日本制造来说，是个倒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的电子产业全线崩溃。首先，半导体领域除了尔必达破产之外，另外一家巨头瑞萨也陷入危机；其次是松下、索尼、夏普三大巨头的亏损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6万亿日元；最后是整体电子产业的产值，只有12万亿日元左右，还不到2000年时（26万亿）的一半。 日本“失去的十年”，通常是指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的十年。但从91年开始，日本的两个产业却仍然逆势而上，是泡沫破灭之后支撑日元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键。这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电子。1991年NHK特意做了一期节目，叫做《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将电子和汽车行业并列，把索尼松下等公司摆出来历数家珍，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汽车和电子的产值仍然势均力敌，之后两者分道扬镳。汽车行业继续出海征战，丰田本田日产在全球的地位稳步上升。但电子产业则每况愈下，不仅产值在10年之间就减少一半，2013年更是出现了贸易逆差，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电子产业，出口额竟然少于进口额，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尔必达的破产，除了跟日本制造大环境有关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过山车式的内存价格波动。电子产品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每年都会降价，每年花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好的东西。但内存行业却清新脱俗，价格走势跟化工品类似，强周期性，大起大落，涨起价来数钱数的全身颤抖，杀起价来丧心病狂连自己都往死里砍。 强周期性行业，通常都会有这么几个特点： 1. 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用户粘性弱，谁的便宜买谁的； 2. 行业具备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能够有效摊低成本； 3. 重资产，折旧巨大，一旦投产没法停，亏本也要硬着头皮生产，起码还有现金流； 4. 行业格局尚不稳定，没有价格同盟，涨价时厂商都想疯狂扩产搞死对手，低谷时通过破产兼并来实现去产能。 内存符合上述全部特点。 内存的正式名字叫做“存储器”，是半导体行业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3400亿美金，存储器就占了768亿美元。对于你身边的手机、平板、PC、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来说，存储器就类似于钢铁之于现代工业，是名副其实的电子行业“原材料”。如果再将存储器细分，又可分为DRAM、NAND Flash和Nor Flash三种，其中DRAM主要用来做PC机内存（如DDR）和手机内存（如LPDDR），两者各占三成，尔必达做的，就是DRAM。 DRAM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周期循环，玩家从80年代的40~50家，逐渐减少到了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家，分别是：三星（韩）、SK海力士（韩）、奇梦达（德）、镁光（美）和尔必达（日），五家公司基本控制了全球DRAM供给，终端产品厂商如金士顿，几乎没有DRAM生产能力，都要向它们采购原材料。按照常理来说，格局已经趋稳，价格战理应偃旗息鼓，可惜的是，韩国人并不答应，尤其是三星。 三星充分利用了存储器行业的强周期特点，依靠政府的输血，在价格下跌、生产过剩、其他企业削减投资的时候，逆势疯狂扩产，通过大规模生产进一步下杀产品价格，从而逼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甚至直接破产，世人称之为“反周期定律”。在存储器这个领域，三星一共祭出过三次“反周期定律”，前两次分别发生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让三星从零开始，做到了存储器老大的位置。但三星显然觉得玩的还不够大，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第三次举起了“反周期”屠刀。 2007 年初，微软推出了狂吃内存的Vista操作系统，DRAM厂商判断内存需求会大增，于是纷纷上产能，结果Vista 销量不及预期，DRAM 供过于求价格狂跌，加上08 年金融危机的雪上加霜，DRAM 颗粒价格从2.25 美金雪崩至0.31 美金。就在此时，三星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动作：将2007 年三星电子总利润的118%投入DRAM 扩张业务，故意加剧行业亏损，给艰难度日的对手们，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效果是显著的。DRAM价格一路飞流直下，08年中跌破了现金成本，08年底更是跌破了材料成本。2009年初，第三名德系厂商奇梦达首先撑不住，宣布破产，欧洲大陆的内存玩家就此消失。2012年初，第五名尔必达宣布破产，曾经占据DRAM市场50%以上份额的日本，也输掉了最后一张牌。在尔必达宣布破产当晚，京畿道的三星总部彻夜通明，次日股价大涨，全世界都知道韩国人这次又赢了。 至此，DRAM领域最终只剩三个玩家：三星、海力士和镁光。尔必达破产后的烂摊子，在2013年被换了新CEO的镁光以20多亿美金的价格打包收走。20亿美金实在是个跳楼价，5年之后，镁光市值从不到100亿美元涨到460亿，20亿美元差不多是它市值一天的振幅。 举国之力扶持一个领域，从积弱到反超，中国体育只能算入门级，韩国人才是祖师爷。
02
2012年初尔必达破产之后，DRAM颗粒价格并没有马上涨起来，而是继续盘整到了下半年，之后价格才开始飙升。到了2013年10月份，DRAM价格已经比尔必达破产时的价格整整高了一倍。三家寡头在2013-14年过了两年好日子，在15年又开始重新一波扩产，造成了短暂的供过于求，DRAM价格又开始了一轮下跌，一直跌倒2016年年中，但这次下跌，对三个寡头来说，远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2016年下半年，新投放的产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而市场的需求还在快速增长。DRAM产能之前有三成供给手机，而随着手机厂商在内存上打起了“军备竞赛”，接近60%的DRAM产能被手机吃掉，尤其到了手机备货旺季的三季度，DRAM全面缺货，价格不断跳涨，PC用的内存条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摇身变成了“理财产品”。 最近，有这么一个段子：“2016年开网吧，买了DDR4 8g内存条400多根，一根180快块钱。今年2017年，网吧赔了10多万，昨天我把网吧电脑全卖了，二手内存条卖500一根，居然赚回了我开网吧的钱。” 段子不知真假，但内存条的涨价，已有疯狂的态势。目前一根DDR4 8G台式机内存，已经 涨到了900元，而在2016年年中，同样的产品才卖200元左右。有微博网友算了一下，目前一根入门级DDR4 16G内存 = 28英寸4K显示器 = I5处理器主板套装 = 512GB 960EVO固态 = 索泰超频GTX1060显卡。如果再这样涨下去，恐怕连《绝地求生》都玩不起了。 除了DRAM之外，存储器另外一个领域NAND Flash，也面临类似的情况。NAND Flash市场的玩家，有三星、东芝/闪迪、镁光、SK 海力士，四家总共占市场99%份额。相比DRAM市场，多了一个东芝/闪迪。NAND Flash主要用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手机的闪存，另外一个是固态硬盘SSD，这两个领域，都是飞速增长的领域，带动NAND价格也一路飙升。 Nor Flash市场比较特别，虽然价格也在涨，但逻辑却不太一样。在功能机时代，手机对内存的要求不高，Nor Flash凭借着NOR+PSRAM的XiP架构，得到广泛应用。但到了智能机时代，大量吃内存的APP涌现，NOR的容量小成本高的缺点就暴露无疑，逐渐被NAND给取代，市场不断萎缩，三星、镁光、Cypress等公司都逐步退出NOR市场。 但就在各大厂商关停Nor产线的同时，Nor却迎来了第二春。最主要的是AMOLED屏幕需要带一块Nor Flash来做电学补偿，AMOLED显示屏的渗透率正在加速，尤其是苹果采用了之后，所以Nor的需求就一下子被带动起来。然而，镁光等公司已经把一只脚迈出去了，也懒得再重新开产线，导致市场的Nor供应有限，一群小厂商因此受益，如台湾的旺宏、华邦，以及大A股的明星兆易创新。 应该说，Nor市场太小，存储器主要战场还是在DRAM和NAND上，而这两个领域的格局已经很稳固，三星、镁光、海力士，外加一个四处卖身的东芝。三星要想再通过“反周期定律”消灭对手，已经很难了，既然无法消灭对手，自损八百的自杀式冲锋就不会再重现。最大的可能是：存储器价格随着供给/需求的变化而进行短周期波动，但行业将长期维持暴利状态。 问题在于，这么赚钱又好玩的局，怎么能少了我们中国人？
03
在尔必达2012年破产的那个早春，紫光的赵伟国正在福建莆田搞一个叫做萩芦山庄的地产项目，存储器领域的巨变，似乎与他无关。恐怕他自己都不会想到，5年后，他会喊出“10年内成为全球存储器行业前五”的口号。 但情况在第二年就有了变化。2013年，紫光并购展讯，第一次将脚踏进了半导体领域，2014年，在没有发改委“小路条”的情况下，又从浦东科投手中抢来了锐迪科。赵伟国将两家企业塞进一个控股公司中，起名为“紫光展锐”，并顺利拉来了Intel的15亿美金的入股，投后估值75亿美元。相比收购两家公司花的27亿美元，赵伟国赚了他发家后最大的一桶金。 紫光完成收购锐迪科的2014年，行业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炽热和躁动，但极少人会意识到，2014年会被后人称为中国半导体“元年”。在这之前，十几位院士专家上书中央，要求国家倾力支持半导体发展，并获得来自最高层的积极回复，到了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级基金挂牌成立，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每年进口数百亿美金、国产化近乎为零的存储器行业，自然首先进入到了各路资本的视野中来。但即使跋扈如赵伟国者，也不敢直接对站在无数尸体上的三星海力士发起挑战，而是采取迂回方式，对实力偏弱的镁光发起了要约收购，报价230亿美金，溢价19%。假如收购成功，按照镁光昨天的收盘价，镁光市值超过460亿美元，这笔交易浮盈将超过一倍。 这并非是中国资本第一次试图收购海外半导体公司。早在2012年，联想系的弘毅投资曾经联合TPG，竞购破产后的尔必达。如果收购成功，对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联想来说意义重大，可惜功亏一篑。自此，弘毅再也没有围绕着联想系的主业做产业链并购的尝试，而经常跃入眼球的投资案例，是Pizza Express和西少爷肉夹馍。 紫光对镁光的要约收购，毫无悬念地被美国政府挡了回来，赵伟国也并没有赚到200亿美金的浮盈。当然，镁光还多此一举，向外界保证“三年内不会在大陆建立晶圆厂”，这无疑激怒了掌握巨额资金的赵伟国们，既然走捷径不成，那只能自己从头做。于是，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福建晋华三大存储器项目破土动工，长江南北一片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架势。 三星的“反周期定律”在别的国家可能很难被复制，但在大陆这里，只会被玩儿的更加纯熟。例如，三星和LG通过反周期投资，成功的将日本面板产业打垮，大陆政府有样学样，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终于拿钱砸出了一个京东方。因此，在存储器领域，大陆也有了道路自信，但相较于面板行业，存储器项目技术门槛更难，面临的对手也更强大。 针对火热的行情以及大陆资本的进入，三星海力士镁光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扩产，在这一轮暴涨中，这些公司也储备了足够多的粮草和弹药，来欢迎新的玩家的进入。可以预见的是，大陆存储器项目达产之日，就是内存再次杀到现金成本甚至材料成本的日子，这个时间可能会是在2019年左右。届时，现在抱怨内存条太贵没法流畅吃鸡的同学，不妨多买几根屯着。 以前有人揭示过一个规律：很多产业，首先被美国人发明出来，美国人赚了一波钱后，产业基本上就在日本、韩国、大陆、台湾这四个地方转圈。这四个玩家如同在打一桌麻将，互相斗的吐血，但却轮流胡牌，最后反而把麻将圈外全世界人的钱给赚走了。这条规律最适用的，恐怕就是电子行业。 回到本文的开头，尔必达的末代社长坂本幸雄，在尔必达破产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了一本书，叫做《非情愿的战败》，书名反映内容。二是来到了中国，试图利用中国的资金东山再起。坂本幸雄成立了一家叫Sino King Technology的DRAM设计开发公司，Sino=中国的，King=王，SKT在中国找的第一个合作方，就是斥资72亿美元的合肥长鑫存储器项目。但显然，手握资本的地方政府，已经过了对外国专家言听计从的年代，在本土人才崛起、海外人才流入的大背景下，70岁的坂本幸雄，代表日本最后一代半导体人才，恐怕未必会是他们的首选。 所以，无论是产业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命运，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周期也是轮回，中日韩三国的产业恩怨，还没有翻到结束的那章。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vZs9QkhfM195vfJOoypOw
Fostex HP-A4解码耳放一体机
Fostex（丰达）是一家日本的老牌音频设备制造商，从耳机，音箱，录音设备到解码器什么都做，亦代工iphone/ipod的原配耳塞。著名的Denon D7000是由这家公司设计和生产的，感觉很有点儿像电源产业的台达，低调而实力极强。 这款Fostex HP-A4是丰达试水HiFi产品之后的精品之一。机内配置了DSD128以及PCM1792A解码芯片，能同时支持高达DSD 5.6MHZ以及PCM 192kHz的解码功能，其回放功能能媲美外观、功能一流的HP-A8C，是用家的又一优质选择。此外，HP-A4采用USB供电，机身仅有113mm X 34mm X 155mm大，纤细轻巧、方便实用；机内拥有独立时钟，能减少jitter产生；两段增益设计，能适配更为广泛的耳机一起使用，让用家随时随地能享受高品质的音乐。
索尼NW-ZX100音乐播放器 Sony Walkman
NW-ZX100 商品描述： 容量：128G 屏幕：3.0英寸、TFT彩色LCD、QVGA(400×240) S-Master HX数字功放技术 数字降噪： 可选环境模式: 自动，公交/火车，飞机，办公室 DSEE HX数字增强技术 VPT虚拟环绕声技术 音频：FLAC／苹果无损(ALAC)／MP3／AAC／HE-AAC／WMA／线性 PCM(WAV)／AIFF／DSD
阳光普照邯郸
近几日，邯郸霾污染严重，已经很多天没见到阳光了，今天出去取了个快递，竟然见着太阳了！虽然天空仍然灰蒙蒙的，霾污染依然严重，但这也算是个好事啊，希望河北的钢铁企业少排放点污染物，早日让邯郸再见蓝天。 
龙永图：我送外孙女去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抗拒不了的
龙先生曾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代表中国主持复关及入世谈判；在国人中，他算是非常懂西方的。 最近，他的外孙女儿也去美国留学了。他说：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龙先生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国情讲起，谈了他对中外教育的看法，很坦白，也非常难得，今天和大家分享 …… 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 2010 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这 “三问” 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 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这 “三问” 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 2. 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01 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 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 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 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 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 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 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02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 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在联合国工作，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代表中国表态，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只记住几条原则，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我们就同意，他们反对的就反对，没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以前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凡是碰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标准，我们自然就会抵触。当时我们想，你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把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发展，你就提出环保标准要提高，这是陷阱，这是骗局，我们不能同意。现在想想真是荒唐。我们这几年吃了很多环境的亏，北京连续五十多天的雾霾。我们现在才知道，保护环境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这些问题全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过去，我们从短期的利益出发来表达观点，话语权越多，对国家的形象和名声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增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在于，要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 在教育中，从小培养孩子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提高自己的地位。 03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我还想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几点： 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 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一个家长突然接到老板、上司的电话，他明明在公园游玩，却当着孩子的面公然说自己很忙，这才是一个电话， 以后会有十个、 二十个电话，慢慢地，你说孩子的诚信哪去了？ 在国际交往中，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不管谈得好不好，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 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养责任感， 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 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内瓦的一个公园散步。我到公共厕所去，发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厕所里面 “玩”，我当时想小孩真调皮，怎么玩到厕所里来了。等我走出厕所，一位 40 来岁的中年妇女就着急地迎上来问：”先生，我的孩子上厕所， 进去 20 分钟了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 我进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满头大汗，我问：”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上完厕所以后， 不知道怎么冲水。”原来冲水马桶是新式的，他没见过，为了冲水，在里面折腾了二十分钟。我帮他冲掉以后，他说了很多次谢谢。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责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我想，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人。 其实我们中国的小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瑞士，这孩子就特别有责任感。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去谈判，休息的时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带上了。有两位老兄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丢到身后。这个小孩看见后，一下子脸变得煞白，认为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中国孩子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这都是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我就是从以上角度来看待好的教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竟然有那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教育问题涉及很多人， 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国家的未来。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本文根据龙永图先生演讲整理而成，原载于《当代教育家》杂志 2016 年第 6 期） 转载自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1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