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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此文为转载，作者网名“颐和园的猫”，常出没于煎蛋网，目前在北京，因在煎蛋网和新浪博客发表了“大哥”系列网文而在小圈子里颇有名气（“大哥”是他大学同宿舍的哥们），他最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由于喜欢他的文风，我经常去看看，昨晚偶然看到下文，颇有同感，故转载到此。下面是正文。

2003年高考全国数学卷被誉为史上最难，数学又是高考的第一门，这直接导致了03年的全国高考成绩大滑坡。因为成绩过于夸张，这也被教育界称之为03考灾。

我就是03年高考生，前面有篇回忆高中的文章略微提了一下那年的数学卷非常难，那么具体有多难呢？有几个数据：那一年各省高考数学平均分都在50—60分。高考强省江苏虽然是自主命题，但因为是第一年自主命题，还是委托了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和全国卷差不多，江苏的平均分是43分。这两个分数都是高考历史最低。

事情过去十多年之后，还有亲历者被这次考试吓醒。有人回忆，当年有人出考场就跳楼，一个考场有一半在哭（我当时的考场就是这样啊）。援引豆瓣上的发言，“有拿到卷子就哈哈哈大笑，有拿着卷子就大汗淋漓的，边擦眼泪的，有拿着卷子看了一眼撕了的，究竟有多惨烈啊……”

据说03高考数学上一百就是大神，及格就非常了不起了，上80是中等偏上水平快达到优生了，上70已经秒杀了众多屌丝，50-60基本是平均分，据说这平均分很多是选择题乱蒙的拉上去的分数。

有一位数学大神在网上留言：我平时数学一般在125—140左右，这次考了80多分，印象无比深刻，选择题第一题就愣了，平时选择题不用计算，扫一眼就能看出答案，结果计算了5分钟。大题第一题就想哭了，后面扫一眼完全没看懂要干嘛。最后一题后来发现是80年代的国际奥赛压轴大题。

尼玛！

大神还回忆道：考的浑浑噩噩出来了，晚上各科老师开始挨个寝室安慰，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水涨船高，大家都不会，不要怕。我们班有个前一年考上清华嫌专业不好的学生回来复读，碰上了这么变态的卷子，考完数学就爬到教学楼顶要跳楼，校长教导主任110120家长看热闹的同学在下面围了一堆……

其实说句不害臊的话，我也是数学大神。学校里有我的传说，说有一个不论什么卷子都可以考到140分以上的数学变态。当然，这个传说只保持到了高考。当年一模二模的成绩是有全市统计的，我一模的147分和二模的145分，都在全市前五。我感觉只要数学继续这个发挥，那么我虽然英语和语文都很烂，问题也不大了。

但偏偏就是数学啊。我看到卷子后和前面那位大神的感觉是一样的……什么鬼？我应该可以提前半小时做完的，但是直到最后一刻我还没有停笔。特别是那最后一题，我……居然不会。不是部分不会，计算不出来，而是压根就没有思路。整个考试过程，我的双腿都在不停的发抖。我参加过物理、数学竞赛，高中奥数竞赛100分满分我曾经拿了97分。可是在眼前这份试卷面前，奥赛算个屁！

我最后成绩才120多，我觉得烂透了，结果回母校拿我优秀团员证书的时候发现：咦？怎么红榜上写着我的名字？写的是……数学全省……第…14…啊？

说完惨烈程度，再说原因，为什么那一年那么难呢？因为那一年临时使用了从来没用过的，出题人自己出着玩的全国B卷，因为出现了高考试卷失窃事件。

汪东兴（1916年1月9日－2015年8月21日），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前高级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

汪东兴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数排名末位）；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主席毛泽东的警卫安全；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1978年辞职下台。

早年经历

汪东兴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加入河潭乡儿童团，担任团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随部进入中央苏区。2月24日，红十军抵达光泽县，组成突击队，汪东兴担任侦破任务，率先攻入城内。随后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归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指挥，参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组建红七军团，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十九师，汪东兴调入其中红八十四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国军重兵攻占中央苏区黎川县、金溪县，汪东兴在金溪守城战斗中负重伤，后转中央野战医院治疗。痊愈后，留在总兵站七兵团办事处任青年干事兼侦查排长，随主力转战闽西北，负责转运物资和伤员。之后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后留校任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公略步兵学校与彭杨步兵学校合并，汪东兴仍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步兵学校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汪东兴随部参加长征。193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永坪总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东兴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出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国军对中共控制的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被迫离开延安，但坚持在陕北转战。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各地，负责警卫工作。6月8日凌晨，国军陕北刘戡部先头部队进入距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仅一山之隔，毛泽东等人连夜撤退，汪东兴率领一排兵力断后，阻击国军一个团，国军因不明情况，不敢进攻。汪东兴也因战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为毛泽东贴身警卫。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移通过黄河，汪东兴负责后勤及迁移工作。

建国后早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汪东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55年10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等职，是罗瑞卿的副手。凭借在公安、警卫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东兴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但没有获勋。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东兴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担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天才论”、并与林彪提议重设国家主席问题相互呼应，攻击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派；毛泽东对陈伯达、林彪互相抱团取暖的态度表示反感，然而当时包括周恩来、陈毅、汪东兴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陈伯达、林彪的立场。为此8月31日，毛泽东亲书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言指会议有人搞事，并再次强调不当国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说法，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领”。至此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公开化，而汪东兴为此连续两次写信检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陈伯达的天才论，随后扩大到对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批判，直接牵连到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971年毛泽东南巡，为林彪下台制造舆论；而此时林彪集团制作《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通过爆炸、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汪东兴负责整个南巡的安全工作，并在主要地点具体安排保卫任务。9月11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北返，并于9月12日抵达天津；促使林彪集团无法按原计划实施暗杀行动。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苏联，飞机坠毁于蒙古，史称“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组成，办公会议制度维持至1975年2月。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长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

党副主席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东兴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继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党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

失势

1978年12月，汪东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取代。胡耀邦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杨德中担任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9月，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任中顾委委员。

汪东兴随后搬离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远离政坛，赋闲居家，与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邻。晚年的汪东兴热衷于著述，出版《汪东兴日记》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

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耆寿99岁。与亡妻姚湘娥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评价

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和华国锋的讣告相同，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及两人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是非。汪东兴的去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也“象征了一代人的谢幕”。

汪东兴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为人忠厚。毛泽东为此评价道：“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在处理四人帮问题上，汪东兴的果断、迅速和细心，在怀仁堂事件中的处理，受到了各方的赞誉和嘉奖。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束后，迅速远离政治中心。改革开放以后，汪东兴亦没有继续受到其他派别的苛责；客观上看，当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汪东兴亦解决邓小平两位子女的读书上学问题，为此邓写信表达感激。

摘自：维基百科，有删节。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由于工程成果报告简本发表后，其结论和方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少质疑，因此最终的报告繁本未能获得通过。因此从此一角度上而言，该工程是一项尚未完成的项目工程。

工程介绍

背景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都十分模糊而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事实上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工程目标 以半信史时代（夏朝～西周共和元年前）的年代考据为目标：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诸王，提出较准确的在位年代。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较准确的在位年代。 商代前期，提出较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课题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有学者列出更具体年代前1556年，但仍有争议）；盘庚迁都约在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如果该工程结论顺利为学术界接纳的话，将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新年表。 然而，在2003年8月底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列出各种不同之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大致写好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不过以考古学的研究态度来说，学者们这样的态度是合理而负责的要求，符合学术规范。今后会有更多的文物出现，支持或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

学术争论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种解读看似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张立东在《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中记载在美国亲耳听到仇士华承认国内的碳-14年代鉴定结果有疑问，但是仇士华否认这一观点。

平度市，位于山东省山东半岛中部，胶莱河的东岸。平度市为中国肉类生产第六大县市，青岛市的卫星城，也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管辖5街道12镇。

历史

西周时属莱国，东周时属齐国。西汉置平度县，位于今市境北，东汉时废置。而今市境南则属即墨县地，为宗室胶东王的驻地，县治设于今平度城东南方向，是南北朝以前山东半岛上的最大城市。至北齐析置长广县，隋改称胶水县。明胶水县省入平度州。1913年废州改县。曾于1941年至1944年间析置出平南、平西、平东三县，但又分别在1953年至1956年间合并回平度。1989年平度撤县设市，目前隶属于青岛市管辖。

地理

平度境内地形以平原为主，东北部多低山丘陵。全市年平均气温11℃，年均降水量677mm。

经济

平度是青岛的卫星城，所处的山东半岛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气候最温和的地域之一，所以平度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发达，曾被多次列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两田制便起始于此。矿产资源主要有黄金、石墨、滑石、大理石等，其中滑石生产规模位居中国第一，黄金、石墨产量也位居山东省前列。农业以种植小麦、花生、玉米、棉花为主，是中国重要的油料、粮食、花生产区。工业有电子、食品、采矿、化工、纺织等诸多门类，青岛啤酒公司、海尔公司、海信公司等青岛本地知名企业和多家韩国跨国公司都在平度拥有巨额投资。

文化和旅游

市境北部与莱州市交界处的天柱山上有北魏郑道昭、郑述祖父子手书的摩崖石刻，价值颇高。其中“荥阳郑文公之碑”更是完美地融合了魏碑和楷书两种书法字体而备受推崇。附近的大泽山也是一处着名风景区，风光秀丽，并且盛产“大泽山葡萄”，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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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儿子一周岁了，特此纪念！